唐朝医学家孙思邈写过一篇文章,叫《大医精诚》,作为医德教育的读本,这篇文章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医道中人。
《大医精诚》论述了医者应当具备两种价值追求:一曰“精”,二曰“诚”。“精”是医术追求,就是医术要精益求精,因为医道乃“至精至微之事”;“诚”是医德追求,因为“医本仁术”。
什么样的医德叫做“诚”呢?文章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这是说要有一颗感同身受的“仁心”;在此基础上,进而策发“大慈恻隐之心”,便是“善心”;然后,发愿立誓“普救含灵之苦”,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这想必就是“义心”了。
《说文》解释说,“诚,信也”。《增韵·清韵》也说,“诚,无伪也。真也,实也”。与“诚、信”二词互训的还有一个词叫做“忠”,《荀子·礼论注》解释说,“忠,诚也”,《说文》解释说,“忠,敬也。尽己曰忠”。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中庸》也讲“义者宜也”, “诚者,择善而固执者也”。所谓“以仁立诚,以义立信”,看来诚信是以仁义为基础的。
由此看来,关于“诚”,我们的古人早就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换言之,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不乏此陈者。这种文化自信对于传统文化中以“诚”为重要内容的文化基因在当下医学中如何更强烈地表达或许有更为着乐观的期待。
纵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医学是伴随着病痛的产生和减轻痛苦的努力而产生的”,医学科学走过了从经验医学到实验医学再到现代医学的发展历程,医学科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曾对公众健康产生利好影响,因为医学科学的进步使得它“减轻痛苦的努力”能够仰仗科学的力量。医学发展到今天,其科技成就可谓空前,但一个毋庸讳饰的事实是医患关系也在这个时候空前紧张了。
原本应该在疾病面前同仇敌忾的医患双方为什么会处于如此窘境?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大概是诚信危机。病人就医得提防“被宰”,医生接诊得提防“被赖”,在这般心态下,各怀心思的医患双方走向对立就不足为怪了。
这种见怪不怪的医患关系事实上已经给医患双方造成了巨大伤害。要摆脱医患关系目前的窘境,医者责无旁贷。作为医疗服务的主体,医者首先应当检讨自己,在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提供人文服务,在加强技术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医德培养,努力修炼自己,追求“技如仙,心如佛”、“佛心鬼手”,做既“精”且“诚”、“精”而更“诚”的大医。
医者贵精更贵诚,做“精诚”大医,首先要认同职业,忠于职守。医学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它要求医者必须要有民胞物与、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有救死扶伤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有甘于平凡、不为物役的淡定的心态,仁心、仁术、仁爱,无私、无怨、无悔。
其次要敬畏生命,感恩病人。罹患疾病是人生一种灾难性境遇,生命面前的医学救助是生命的本能,也是医学的原始初衷。在生命的救助过程中,医者倾情付出、病人生命相托的这种地球上最温暖的生命活动值得珍视。所谓“自明而诚”,“明”是生命体验和认识活动,从实践上说就是“择善”,“择善而固执者诚也”,且不说病人是什么“衣食父母”,“活的教材”。
再次要尊重文化,尽善尽美。医疗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涉及科技、政经、人文、社会、生物、心理等诸多方面,一个病人的就医诉求必定要受这个时代这些方面的影响,因而是多元的,理应通过医者“诚心”、“尽己”、“守仁”、“行义”的努力具体实现患者多元价值追求,并使之达到一种“价值最大化”的完美状态。
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为医者当谨记、笃行。
(山东淄博齐都医院:谭齐家)